布拉布拉吧

四个人是个不错的组合。比三个人好。

上学的时候不知从哪儿听过“三很稳定”的说法，但我觉得在关系中，“三”是最不稳定的。三个人谈话，一定会有两个人先达成共识，于是第三个很容易变成被攻击的对象。（想想一家三口，这点貌似还是挺容易站得住脚的。）而四个人的时候，大家反而比较倾向于各自独立。在“四”的大格局上多元出来的“三”，据我这段时间的观察，多数时候也还靠谱。

同屋五个月，甲乙丙丁一起围坐下来吃饭的次数，掰着手指头就能数过来。其中周六的早饭是最有保障的。很荣幸，这顿基本上是由本人做的，因为生物钟太准了，做好饭其他人也就差不多起来了。但是把时间轴拉长一点看的话，做饭最多的当仁不让是“家长”。七月我陪她回了他们村，给她得了鼻窦癌的姑父传福音。那几天我亲眼目睹了她在院里院外、楼上楼下的利索身影，给她起名叫“大长今”，后来在教会里广为流传。家长最常的问话是：“这个洗了没有？”关键词：洗。但是她自己后来纠正说：不是“洗”，是“干净”。

家长做饭的时候，我经常给她打下手，做学徒。有时候你吃到可口的菜，老想知道它出锅的全过程是怎样的。就像每天走在街上，看着一幢幢长得并不好看的高楼，它们是怎么一夜之间长起来的这件事，总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类似的事物还有各种电子产品，但是对于它们的探索，我早就放弃了。小时候拆没拆过收音机，二十年后成了一个决定性因素。

星期天晚上我跟“家长”、“院长”一块吃饭，“领导”缺席。我在黑黢黢的民工聚居区买了一颗白菜，一颗菜花，一个圆茄子，一斤豆角；西红柿太贵了，没买。我正要把菜放到秤上，听见一声“大水！”。
“我就估计能在这儿碰上你。”家长今天没骑车，从教会坐车回来的。
“我瞅瞅你都买了什么菜……哦，还行。”
“鸡蛋也快没了，要不要买点？”
“行，买点吧。得问问他多少钱，贵的话就不要……三块五？行。我再挑点木耳。”
回去的路上，我问家长，你怎么知道三块五不贵。她说有时候都卖四块呀、三块八什么的。
“所以得记着哈？”
“那当然。”
每天，家长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一些我根本想不到可以放在一起的菜炒出来，放在一个盘子里，端到桌上。我会做的有：鸡蛋西红柿、炒土豆丝、炒圆白菜、红（黑）烧茄子等，总之都是单品。但是我现在知道油热了以后，先把红辣椒、花椒、或者蒜末什么的放进去呛一会儿。我不太爱吃葱，所以老想不起来放。如果放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

那天我们三个围坐一桌，院长谢饭。通常我们都是不下厨的那个祷告，祷告的人会求主记念厨房里忙碌的人的辛苦。有一次我格外感恩，谢了一堆。大家“阿们”完，拿起筷子准备吃了，院长眨着她那双黑又亮的眼睛，对我说：“你没有谢‘饭’。”语气之坚定，丝毫不容置疑。有那么两秒，屋里的空气凝滞了。我大脑还一片空白时，领导的明亮嗓音穿破了冷空气——“感谢主赐给我们桌上的食物”，然后就夹起饭菜吃了起来。这件事后来还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至少两次。所以院长谢完饭以后，我很得意地笑眯眯地说：“院长，你没有谢‘饭’。”“我谢了。”语气之坚定，依然丝毫不容置疑。“……噢。”

席间，我们从圣诞节传福音聊到了妓女，又从妓女聊到了民工们的性需要如何解决。我很兴奋，不是因为话题怎样，而是因为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两个保守的女人，饭桌谈话尺度如此之宽。星期一晚上我们三个再度坐下来的时候，家长问：“今天我们聊点什么？”